[17] 这一公私二元的理念能够接续中国传统，并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的逻辑转变，而且其所要实现的公一方面具有社会主义的内涵，另一方面又能契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要求，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范体现。

三、通过提升立法行为能力实现人大主导立法 人大主导立法不仅是宪法法律赋予的法定资格，也应该是人大立法的实践能力。在接受制约和监督方面，立法权并没有天然的豁免权。

为此，人大主导立法亦要求充分运用人大这个民主代议机构的平台，有序推进我国的社会力量民主参与立法过程以增强立法的公共性与合法性。它不仅要求有立法权的人大在宪法法律制度上享有应然的立法权力能力，而且在实践当中具备实然的立法行为能力。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恢复立法工作以来，迄今为止大概只有《公路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两部法律草案未获得通过[11]。正如沈国明教授所言，如果人大没有这个能力，反责怪政府部门起草导致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倾向，那是打错了板子，能够发现并剔除部门利益，能够对草案中的这些内容行使否决权，就是人大在主导立法。在人大主导立法的前提之下，应广泛推行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大力强化人大与社会公众的对话沟通，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

那么这些人应该有统一的门槛，这个统一的门槛就是国家级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个应该走向统一[19]。这不仅是各级党组织实现党的主张和政策的主要方式，也是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的重要方面。就所掌握的判例来看，对于根据医学证据表明没有任何恢复之可能性的持续植物状态患者，法院普遍认为继续实施人工维生不符合此类患者的客观最佳利益。

比如，虽然在客观最佳利益方面，法院认为不应终止最小意识患者的人工维生，但是另一方面，法院也都认为如果能明确证明患者主观上确实拒绝人工维生，则也应当允许终止人工维生。(二)替代判断规则 在欠缺预先指示时，难以适用患者自己决定，而只能依赖相关人代做决定。法院分析认为，Kariger医生在1月11日做出决定前所履行的合议程序符合法定要求，新的医学报告也证实了Kariger医生关于Lambert病情不可逆性及其临床预后的结论。在Lambert案中，法院对患者病情进行了小心翼翼地实质考量，其目的是认定人工维生是否构成法国法上的不合理顽固。

还有立法例要求预先指示的订立以咨询医师为必要程序，如奥地利《生前预嘱法》即是如此。如果他存活得足够长久，从而医疗手段有希望恢复他的部分功能，那么我的结论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存在着这样的希望，生理研究结果也排除了这一希望[12]。

法院最后判决，终止人工维生不符合M的最佳利益[18]。首先，申诉人诉称法国法律上的不合理顽固的概念，特别是除了人工地维持生命外没有其他效果这一标准非常不精确。在英国著名判例Airedale NHS Trust v. Bland中，Bland处于持续植物状态达三年之久，且医学证据表明其没有任何恢复的可能，Goff勋爵就此认为问题不在于死亡是否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而在于生命被继续医疗所延长是否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如果这一标准被适用了，那么所有那些不具备预见性和精密思维来清晰无误地表达意愿的植物患者将不可能被撤除维生措施……我们认为，在持续植物状态患者没有留下关于维生医疗的预先指示的情况下，唯一实际的方法就是允许替代决定者来决定患者会希望采取哪种措施……我们认为近亲属适合充当替代决定者。

这种综合考量在判例法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主客观因素具有反向联动关系：如果患者的客观病情是最小意识状态，则法院对患者主观因素的考量标准就较高。近年来欧洲主要国家也将预先指示纳入法律之中，如法国《公共卫生法典》(第L.1111—11条)、英国《意思能力法》(第24至26条)、《德国民法典》(第1901a、1901b、1904条)、奥地利《生前预嘱法》、《瑞士民法典》第370至第373条。纵观Lambert案，涉及终止人工维生的法律规则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本文将从比较法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够对将来我国相关司法和立法产生些许借鉴意义。正因为以上这些缺陷，替代判断的法律效力是不如预先指示的，因此各国都将替代判断作为预先指示缺位时的补充规则，只有在患者未订立预先指示的情况下，法院才会将替代判断与患者客观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以确定是否应终止人工维生。

Lambert及其妻子都是专业护士，其妻子称丈夫曾在多个场合向其表示不想在高度依赖状态被人工地维持生命，足见患者在事故发生前并不希望以现在这种状态生活下去。正如纽约州上诉法院所述，……关于在患者无能力时是否可以由患者以外的其他人做出终止维持生命医疗的决定这一问题……在本案并未出现，因为布拉泽福克斯在失去能力之前就为自己做出了决定。

在最终决定是否终止人工维生时，主客观因素的综合考量具有反向联动关系，而患者病情的反转使Lambert案成为此种反向联动关系的典型判例。当患者失去决定能力并且病情使其被施以人工维生之时，预先指示生效。

对此，大法庭引述了莱奥奈蒂先生与法国全国医学会的意见，即该标准指的是在纯生物学意义上人工维持生命，适用条件首先是患者具有重大的不可逆脑损伤，其次是病情显示其没有恢复自我意识与人际关系意识的可能，此时顽固地施予没有明显改善迹象的医疗就可以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这主要体现在，持续植物状态的判例不要求关于患者主观因素的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证明标准，也即患者预先指示不是必要条件，这一类型的判例普遍认可以终止人工维生为内容的替代判断。植物状态的医学定义是对自身和外界的认知功能完全丧失，能睁眼，有睡眠—醒觉周期，丘脑下部及脑干功能基本保存。在地方法院的审理中，法院根据评估报告认为，患者所处的最小意识状态意味着其仍有情感知觉及对周边环境可能存在反应，故继续实施人工维生不构成不合理顽固。如果患者为最小意识状态，则法院倾向于认定终止人工维生不符合患者客观最佳利益。2011年英国发生了该国第一起关于是否终止最小意识患者的人工维生的判例W v. M and others案。

我国民间也已经出现关于终止人工维生的理念宣传和立法呼声。在另一起无能力但有意识的判例Matter of Edna M. F.案中，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也论述道，如果被监护人不是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那么，撤除维生医疗就不符合他的最佳利益，除非被监护人订立了预先指示[23]，虽然有证据表明患者曾说过宁愿死于癌症也不愿失去理智，但法院以这一表达距离本案已经过30年为由不予认可，并且她没有订立任何预先指示[24]，故判决监护人不得决定终止人工维生。

虽然替代判断规则被普遍承认，但是对其也存在质疑之声。自美国1976年Quinlan案[1]后，终止人工维生就成为比较法上的重要议题。

综上，大法庭认为，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有权认定其掌握的证据能够准确证明Lambert关于是否终止医疗的意愿。Lambert案是客观考量与主观考量反向联动关系的典型判例。

替代判断时不能以代决定者自己的臆想为依据，也不能以理性患者为标准，而必须依具体的论据予以查明(《德国民法典》第1901a条)患者的可能意愿。在意大利Englaro案中，米兰上诉法院认为终止人工维生的条件之一是根据严格的临床评价，植物状态的病情已不可逆转，并且根据国际上接受的科学标准，没有医学证据表明可以恢复某些微弱的意识和环境感知，哪怕是最微小的可能性{5}100，意大利最高法院认可了此判决。与植物状态的判例不同，最小意识状态的判例不会着重强调患者是否具有病情的可逆性或恢复的可能性。在笔者看来，就审理当时的患者病情而言，初审法院对最小意识状态患者采取更严格的主观因素考量标准，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及欧洲人权法院则对没有恢复希望的持续植物状态患者采取更宽松的主观因素考量，就此来看，三个法院都是正确的，而判决结果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在于患者病情的变化。

在没有预先指示的情况下，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不同的代做决定安排皆属各国自由判断余地，但是无论何种安排都必须遵循替代判断规则。无能力但有意识(incompetent but conscious)是比植物状态稍好的一种状态，在Matter ofConroy案中，新泽西最高法院认识到了二者的区别，并将Conroy与Quinlan的病情进行了对比：Quinlan案所面对的是处于慢性、持续植物状态的患者类型……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种情形……与Quinlan不同，(Conroy)是有意识的并能在有限的程度上与环境互动，但是其精神的和身体的功能被严重和永久地损害了。

还有不少立法例不仅要求书面形式，还设置了见证程序，如英国《意思能力法》第25条第6款要求拒绝维生医疗的预先决定应有见证程序，我国台湾地区病人自主权利法第3条也做同样规定。如果先前表达是在较久之前做出的，则其内容的真实性也不无疑问，因为被患者倾诉的人可能无法准确回忆出患者当时所使用的措辞，而即使是细微的误解也可能会造成对真正意图的巨大偏差{6}22。

大法庭指出，在患者没有订立预先指示的情况下，各国存在医师决定、医师与家庭共同决定、家庭或代理人决定、法院决定等多种模式，法国法采医师决定，无论哪种模式都须对患者的意愿加以考虑。【摘要】 Lambert案判决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勾画了终止人工维生的法律规则。

2011年，他被评估为处于最小意识状态。基于以上分析，大法庭认为《莱奥奈蒂法》的相关条款，经由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解释，构成了一个足够清晰的法律框架，从而能够对医师在如本案之情形下做决定进行精确的规制。例如，采法院决定模式的英国[8]，2013年的判例中最高法院认为在法院代患者决定是否终止医疗时，法院能为患者所做的仅限于患者如有能力所能为自己所做的……法院的权力仅限于患者如有能力所拥有的权力[9]。简言之，她可被辨识的活着，而植物状态患者则否。

在患者订立了预先指示的情形下，患者本人是决定者，不存在代决定者。大法庭接着回顾了Kariger医生履行的决定程序，并认为该程序是漫长而细致的，也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要求，尽管申诉人不同意该决定程序的结果，但该程序满足了公约第2条规定的要求。

新的评估报告显示，Lambert的临床特征已是植物状态，且其脑损伤呈不可逆转性，已无法与周围环境建立交流，其反应皆为无意识应答。而价值观念具有一般性，是从患者关于医疗、疾病、生命的日常表述、行为、态度、反应等总括出来的(可参见马里兰州制定法相关规定[10])，与患者亲近的人能够产生对其价值观念的总体印象。

大法庭还认为，虽然关于终止医疗的细节性安排各国法律有所不同，但各国一致认为患者意愿在决定过程中具有头等重要性，无论这些意愿是如何表达的。例如，《荷兰民法典》第7编第450条第3款规定患者处于……不能合理评价其利益的状态的，医疗服务者……应当遵守其在能够合理评价其利益的状态下明确以书面形式表示的包含拒绝第1款所称的同意的意思。